“民以食为天”这是众所周知的基本常识。提起吃饭这个话题,我对往事,有着太多难以忘怀的记忆。近 ,利用休息时的闲暇,陆续把它们细细的梳理了一下,并以文字的形式,简略的记录了下来,算是对自己进行的一次“忆苦思甜”的自我反思和灵魂洗礼吧。我觉得,这种来之灵魂深处的自觉反思和对往事的追念,对于身处物 横 、红尘万丈、喧嚣浮躁的商品社会中的自己保持头脑的清醒、心绪的宁静、生命的 情和奋发的斗志,是有益而无害的;贴出来晒在网上,对人、特别对未经过过去艰难岁月生活的年轻人,更深地了解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过去、更好地珍惜来之不易的现在、更加勤奋努力地去开创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我认为,也应该是有益无害的。所以,在忙忙碌碌的工作、生活之余,我挤出一些时间,整理了下面这些回忆,并把它记录于此。
我出生于年轻的共和国刚刚诞生的上世纪50代中期。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刘吉先生,早年把我们这批“50后”称为最倒霉的人。并编出顺口溜来形容我们是:出生不久就挨饿、上学不久就停课、刚一毕业就下乡、回城几年没工作、结婚没有窝、生活最窘迫。也就是说,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企业改制、破产下岗、当然还有计划生育等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动,都让我们给赶上了。有人因此而指责苍天、扣问大地: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但是,拐回头来再想想,其实,我们比起自己的长辈们,已不知要幸运多少倍了!
在当时极其艰难的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家庭也和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毫不例外地分担着刚诞生的年轻共和国肩上的沉重负担。其中最直接、记忆最清楚、和自己关系最紧密、对自己生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成长时期的饥饿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我记事以后,到1968-1969随我母亲干部下放劳动、全家里搬迁到农村止,这我人生发育最重要的十多年的时间内,我很少吃过 饭。全家数口在吃饭问题上,始终是定时定量。每当回想起这个年代,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那个晃晃悠悠高悬在房梁上的、装着几个馒头的带盖的俗称“气死猫”的竹篮。这是我们家里的主食,每人每餐一个小馒头,大约不足二两重。我们总是眼巴巴地盼着开饭的时间。毫无油水可言的、饥肠辘辘的肚子里永远都 含着期盼。我、我们从没有、也从不敢放开肚子真正痛痛快快的吃过一顿 饭。我们的碗里从来没有留过剩下的米粒,盘里也从来没有留下过剩下的菜渣甚至菜汤。任何时候,锅里、碗里、盘里,都是干干净净、光可鉴人。一直到现在,我依然在不自觉地保持着这个习惯:无论在哪里吃饭,碗里从不会留下一颗米粒或菜渣。
我们是市民户口,粮食都是定量的。母亲好像是每月26-28斤,我和兄、妹、弟是学生,口粮标准从年龄的递增计算,逐渐的从21、23、长到26斤。副食少得可怜, 蛋更是可望而难及。父亲老家有我爷 、一个上学的姑姑、和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母亲老家有实质是母亲养母的姑姥,和大姨的遗孤--我唯一的一个比我大不几岁的表兄。父亲在新乡市工作,每月50余元工资,按月回家住几天,带回来10元钱和几斤粮票,其余的主要是自己留用和汇给老家或供养我上学的姑姑。母亲每月45元工资,按月给我姑姥汇5元钱,当然也需要偶尔寄些粮票。余下的就是我们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等,平均每人月均不足8元钱。常常接不上气。是真正的月月工资月月光,名副其实的“月光族”为了节约开支,母亲可谓费尽了苦心。记得自己小的时候,母亲常去离家10多里的县城开会,从来都是背着水壶步行前往。为的就是节省一角钱的汽车费和二分钱一碗的茶水钱。而且,母亲极自重、自尊、自爱,任何时候都从来不搭乘任何男同事的自行车。所以无论是开会、下乡,瘦弱的母亲永远都靠一副铁脚板,风里来、雨里走,尽可能为我们省下几个养命钱。尽管如此,经济上却永远都难以摆 终身 绕的窘迫。时至今 ,80岁高龄的母亲依然常说:这一辈子,都在为钱打饥荒!
粮食永远是紧缺的,钱永远是紧缺的,而政策更是严格甚至是严峻的。母亲娘家成分不好,8岁丧母。姥爷续弦后,把我母亲和我大姨送给她们的姑姑抚养。姑姥婆家里也有几亩地,姑姥爷病逝后,二十多岁年轻的姑姥一辈子守寡,把我大姨和我母亲两个学生拉扯成人。田间的劳务主要靠雇工打理。因此,土改化成份时,理所当然地被定为了地主。母亲解放前毕业于汝南女师,一直以教书为生。因我父亲是47年入伍、建国后任汝南市(县级)教育局长、后又调任信 军区司令员的文化教员和秘书,我母亲也就随我父一起入伍。虽此前即有国家干部的身份,但终因家庭出身方面的因素和频繁的政治运动的洗礼,母亲一生都极其谨言慎行、小心翼翼、循规蹈矩,养成了一丝不苟、过于严谨、从不高声说话、树叶落下怕砸头的性格特点。同时,对我们的教育和管束,也显得格外正统、格外严格!为防止被人攻击为对国家配发粮食标准的政策不满,从小就教育我们,任何时候都永远不在人前唤饥;任何时候,都永远不伸手向他人、向组织求援助、要救济!更从来不敢去黑市购买高价粮,多以购买南瓜、萝卜、白菜等最便宜的蔬菜替代。因当时是统购统销,黑市买卖粮食是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即便疼爱我们如母亲者,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一群饥肠辘辘、嗷嗷待哺的小儿女默默流泪,绝不敢越雷池半步去触高 线。所以为了活命,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另辟蹊径、自力更生、设法自救。
生命是顽强的,人的潜能、忍耐 和适应能力也是空前的。亏了母亲所在机关在农村驻扎,我们在母亲和周围同学和他们家长们的言传身教下,逐渐学会了识别各种野菜,学会了去农田里捡拾农民收获后遗落在地里的零星农作物——我们称之为“遛庄稼”记得我们兄妹三人、多数时候是我和大哥,常常闻 起身,顶着漫天的星星、弥朦的晨雾或清冽的朝 ,步行数里、甚至数十里,到周边农民收获后的田间,去小心翼翼的搜寻遗落下来的那些少得可怜的小麦、玉米。一颗颗地找、一粒粒地捡,一穗穗地收集。偶有大的斩获,必如获至宝、欢呼雀跃、兴奋不已!我们也曾经背负着铁锹、锄头、或镰刀,游 于寂寥的旷野,挖地三尺,去寻觅同样是农民收获后遗留在地下的红薯、花生;曾经去农民收获以后的地里,挖掘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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