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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猫小说网 > 历史小说 >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作者:权延赤 | 书号:26219 时间:2020/3/23 字数:20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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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会总理没脾气,他脾气大发时也是⾜够“吓”人的。要讲至情至奔放不羁的周恩来,就不能不讲讲我所见过的至今记忆鲜明如初的他的五次发脾气。 若是对敌斗争,无论怎样愤怒,怎样烈,都不能叫作发脾气。“发脾气”在这里特定地是指对同志、对朋友,对⾝边所亲近的人表现出烈的情绪、批评,甚至训斥…我们曾经在总理⾝边工作过的同志相聚时,常谈及现在回忆和描写总理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及回忆录,都感到缺了什么,就是没反映出总理严厉的一面。 总理个人的基本⾊调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决不缺少严厉;上至和家国 导领人,下到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谁不曾感受到这种严厉。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务院副总理及各部委办的负责人,都有些“伯”总理。同其他伟大的领袖人物相比较,甚至是“最怕周总理” 有位老同志说过一句虽然不够准确全面,但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接近事实的真话。他说:“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我讲总理的五次发脾气,实际是选择了五种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和不同原因的具有代表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源自跳舞。 总理爱跳舞。他难得休息和乐娱,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因为跳舞可以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为一体,这些在后面章节里将详细介绍。 年代的舞会是比较多的。那时没有迪斯科、霹雷舞、太空舞这些名堂,那时只是谊舞,并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泽东、朱德、刘少奇主要在舂藕斋跳,总理去的不多,总理主要是在紫光阁和京北饭店跳舞。因为国务院导领,各部委办负责人及部分在京的军队导领人,主要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跳。陪舞的女主要来自队部。那时阶级斗争还烈,政治审查严,队部的人可靠。也有文艺团体的女,包括一些著名演员。 千人千,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对于⾼级导领⼲部也不例外,表现在舞场上也必然“气象万千”了。 比如总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雅文明,既洒脫又礼貌,风度翩翩又绝无轻浮。 比如陈老总,与总理风格相异,或轻松随便,或热烈活泼,或漫不经心,但绝无轻浮越轨。 不过,也确实有导领⼲部热烈至过头、随便到越轨。怎么说呢?讲好听了叫解放、叫超前,讲难听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来第一次为跳舞发脾气是在京北饭店。舞会一般是8点开始,总理往往是lO点到,象征跳几圈,同大家见见面,向舞伴问些队部或社会上的情况,同各部门负责人简单流一下工作意见就退席。 记得那天舞会,赵燕侠、新凤霞、马⽟涛这些著名女演员也参加了,间场时还组织几个唱段。总理本来就喜听她们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时,轻捷潇洒,像一股舂风;听歌时,头稍稍后仰,嘴角漾着静温无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轻轻打拍子。 这一切都是我所悉的周恩来。 然而,跳过三场后,总理脸⾊忽然变了。笑容被一只无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脸红起来,仿佛为什么事感到羞聇,眉头微蹙,目光朝某一个目标一瞥又一瞥…一般情况下,我们⾝边工作人员跟随总理去跳舞时,都是可以跟着下场的。我注意到总理的变⾊态变,顺他的目光寻找,发现了问题所在。 那是位相当一级的负责⼲部,他的跳舞,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 我们对首长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讲“很不严肃”不会讲更过分的话。他的舞蹈动作越轨了。现在的舞场上,这种“镜头”可能不少见,那时可不然,有点“触目惊心” 怎么说呢?比如现在有人跳“磨肚⽪舞”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肚⽪,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比如现在有人跳“贴面舞”他那不叫贴面也是时触时离,若离若即。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老实,上下轻移,摸摸捏捏…总理的脸⾊由红渐渐转苍⽩,他的感情从羞聇而变成恼火义愤;他的目光开始还犀利地朝那位⼲部扫,后来终于黯淡下来,伤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部一眼。 他已经跳到了门口的方向,虽然舞曲末终,他也不再继续旋转,彬彬有礼地脫离舞伴,点点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有事,该走了。” 我们虽然正年轻,想跳舞,但是不敢离开他,一见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随。 一名卫士就跑去拿他的大⾐。 那时没有现在的讲究,现在⾼级饭店的舞场都有存放⾐物处,当然也有失窃严重的原因。那时没有这种服务,也没有失窃的忧虑。参加舞会的人,多余⾐物都是往椅子沙发上一丢,摞一大堆;不分职务⾼低,不分⾐物⾼档低档⼲净不⼲净,全堆一起。总理在门口立住脚,看卫士取大⾐。卫士手忙脚,翻出总理的大⾐,往出拿时,把庒在上面的别人的一件⾐物弄掉地了。 当卫士将大⾐给总理时,正在脯起伏的总理忽然脾气大发。他生来不会骂人。 ⽑泽东偶尔发火还会说个“庇话”吼一声“滚”总理连这些话也从不会讲。他最严厉的话是:“这是不允许的!”他烈时也不过两句典型语言:“滑稽!”或“胡闹台!” 现在,总理显得那么严厉,目光和声音一样尖锐:“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别人的⾐服弄掉地?这是不尊重人,是不礼貌,不文明!” 总理前两句话声音还不大,说到“不尊重人”“不礼貌,不文明”时,声音放得很大,传向舞场。卫士何曾见过这样的脾气大发?流⽔也似伤下头。总理却继续大声训斥着:“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时机一样能闹出大事。这是不允许的!” 卫士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分量。他哭了。 总理板着面孔走了,登车而去。他批评人无论多么严厉,事后总要再找你一次,重新解释安慰一番。 “唉,发脾气是一种无能表现。”总理事后这样解释:“对不起了,请你原谅。我那天心情不好,这不是对着你来的…” 我们都明⽩,总理大声训斥的那些话,是说给放肆舞场的极少数负责⼲部的。 还是那句话,千人千,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我们经常跟随总理去参加舞会,他又常常是在舞会进行一段时间后到场,正是热烈起来的时候,有时难免遇到不严肃的场面。遇到了他就生气。记得第二次遇到时,他当场就不跳了,就在舞场中间气愤地喊了一声:“不跳了!走!”随着这下声,我们这些⾝边工作人员就都停下舞,追着总理往出走。有名卫士跳舞中没听见,等发现追出去时,总理已经甩下他坐车走了。 可是,这种含蓄的批评、议抗和警告,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总理在场,这种个别⼲部注意些,总理不在,他们还是不肯放弃这种“放松”和“愉快”总理参加舞会没有准点,有时仍然要碰上。他终于忍无可忍,开始了当面的严厉批评。我们这些跟随左有的人,见他批评过不少次,对有些人很不満,不留情面地表达了义愤。记得有次一位⼲部“不严肃”见总理来到,跳舞“放”不开了,就想带着结识的年轻舞伴一起登车走。总理拦住了他,严厉训斥:“你年纪也不小了,连这一点自我约束也做不到?你这样。胡闹台,不觉得羞聇吗?…” 公开的舞场上,气氛总的说是健康而朝气蓬;偶尔也只是个别人有所越轨,在总理的影响下还渐渐改正收敛了。真正气氛不够好的还是“家庭舞会” 所谓家庭舞会;好象是改⾰开放以后才听得多了。其实建国之初就有。当然,一般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里的资本家另当别论,以共产的⼲部讲,就是那些司令、部长也没有搞的条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有⾼岗搞过。 那时,⾼岗是央中 民人 府政副主席,可以说⾝处权力的顶层。他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強⼲,在过去的⾰命斗争中作出较大贡献和成绩,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献,受到过⽑泽东的表扬。 不过,这个人也有弱点,就是喜亲近女⾊,并且不大在意人们对这种事的议论。 用林彪一句名言来讲,就是认为“小节无害”他在东北是最大的“西瓜”⾼岗不点头,老天爷不敢下雨的人物。就是东北区军某些⾝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有一位他看不上眼了,也照样表个态度就能将其拿下来免职。这原因很简单。历朝历代,开国之初都必然经历一个“英雄治国”的阶段。这是巩固权政时所不可免的,各方“诸侯”集、政、军大权于一⾝,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历史使命。 大权在握的“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纪、军纪、政纪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决于其自⾝的人品和修养了。⾼岗的长处不应否认,抗美援朝时,东北处于特殊地位,⾼岗自然也负有特殊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朝鲜是彭德怀总揽,东北是⾼岗总揽,京北是总理总揽,这三个人接触频繁,共商共事,一道奋斗,不能说没有感情。所以⾼岗到京北后,在他家组织舞会,总要让秘书通知我们,请总理务必光临。 但⾼岗的短处也无须遮掩。他的亲近女⾊有时简直“坦”得无所顾忌。在东北时,他喜⽩俄姑娘,一旦被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给东北区军或东北民人 府政有关部门打电话,叫送“招待费”去“救驾”打发那些爱钱不怕官的姑娘。理办过这类“救驾” 事宜的老同志已经有过回忆文章,这里不多讲。可是⾼岗的不在乎也太过了,他就没想想京北不是东北。东北的“西瓜”到了京北也许就是“芝⿇”至少也不再是“大西瓜” 第一次邀请,总理兴致地赶去参加了。刚见面时当然都很热烈礼貌,还免不了互相客气一番。一个是总理,一个是央中 民人 府政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起来了,⾼岗便渐渐有点“原形毕露”目光像猎手一样搜寻和享受女特有的曲线部位的美,情调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耝俗。 对此,总理开始虽然有些感觉,有些意外,但还能宽容。他并不要求别人都像自己一样⾼雅,参加到⾰命队伍里的人本来就有各自不同的出⾝、经历及所受教育,怎么能不允许人家各有千秋呢?彭德怀见了⾼岗可以直呼其:“哎,⾼大⿇子!”⾼岗听着很亲。总理如果这样叫,⾼岗一定就不舒服了。同样,总理在舞场上仍然保持⾼洁文雅,如果要求⾼岗也⾼雅,那就虚假不成其为⾼岗了。倒是逗几句耝话来得本⾊。若走到这一步而止,总理不会发脾气。过去在工作的接触中,总理就知道⾼岗的格中有着耝犷热烈,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一面。可是,⾼岗并没到此为止,他又加上了“摩按”动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摩按” 还动真格的了?这位东北来的陕西汉子令总理吃惊。他后来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向我们感慨“山⾼皇帝远”有些地方官“胡闹台”央中难于很快都查明。 这一次跳舞,总理后来是生气了。虽然強忍住没发作,但是告辞时态度已经明显地冷淡下来。 此后,⾼岗又连续几次邀请总理去跳舞,总理拒绝了两次。考虑到⾼岗⾝兼央中 民人 府政副主席、央中 民人 府政⾰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民人 府政和东北区军一把手的重要职务,特别是在国务院兼任着计划委员会主任,今后还要在许多方面合作共事,不能闹太僵,就勉強又接受邀请去了一次。 这一次⾼岗不但没收敛,反而更“开放”“搞活”了。以⾼岗的⾝分,总理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对其公开发脾气训斥,所以总理在跳到门口时,仍然是朝舞伴点头,礼貌地说声:“对不起,我有事。”便转⾝退场了。 这一次其实发脾气更大,因为对⾼岗是不辞而别,并且上车就走,又把卫士们丢下了。 “大大咧咧”的⾼岗这才发现京北不是东北,总理是真发脾气了。他有些尴尬,有些不安。后来又多次让秘书来电话请总理“光临”总理之光却再也不曾照临⾼岗之家。 他向我们吩咐:“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不要参加!” 你问50年代的老部长:你最怕谁?我保证他们回答:周恩来。 如果你再问一句:你最不怕谁?我保证他们还是回答;周恩来。 “伯”总理,是因为他对工作极端地严格、认真、负责;不怕总理,是因为他⾼尚、纯洁、正直,对人充満爱心。许多老部长都曾带着极大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对我说:“我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太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得准确…” 这话不假。我就多次见过总理随口纠正部长们汇报的各种统计数字。部长们拿着材料,总理什么也没拿;部长只管一个部门,总理却掌管国全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这就不能不使部长们流汗“害怕” 天上地下,国內国外,总理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东西?谁也难测其万一。就连一面之的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他在多少年后仍然能叫出名字。这样的例子在人们以往的回忆文章里写得已经很多。有次总理宴请外国专家,外专局报告“在京专家人数约为250人至370人”这样大的伸缩招待部门如何准备席位?公文报到总理那里,总理随笔便批上一句:“至多280人” 有关部门就照280名外国专家作准备。到了那天,除个别因故未能出席者外,到席者果然是270多名。 总理在贵曾对当地负责⼲部有个即兴讲话,有关同志据记录整理写作出一篇文章,经总理审阅批准,发往京北。吃过晚饭,看过演出,总理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当地负责人急了,因为没留底稿。总理说“不要紧,你们记录,我来默诵。”总理先背诵一遍原稿,再说出需要改动的几处文字。当地⼲部又吃惊又疑惑。稿子是省里的人整理写出,总理只看一遍。连整理者都不记得原稿文字,近千字的文章总理怎么可能全背诵正确?将信将疑地拿着这份口述稿和改动文字,电话与京北对照,天哪,竟一字不差! 过去常听人讲“过目不忘”总以为那是一种夸张形容,只有生活在总理⾝边,才相信确有其事其人,古人所言并非虚妄。 记忆力惊人,对工作又极端严格、认真、负责,我便多次见到周恩来当众给那些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 “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么!”“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间细节,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大家准备了又准备,可是没等汇报,总理就沉下了脸: “这是作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后,也被总理严肃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查档案你会发现,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哪怕错一个标点符号他也要改正过来,件件看得细,所以事事记得清。记得有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全力以赴的紧张专注的神情。 一位部长汇报工作,照着材料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吧?念不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当他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眉头一皱,没好气地说: “不对!看清了再念。” 这话已经包含了挖苦。那位部长脸红了,眯细眼又看着念一遍。 “不对!”周恩来不満之⾊溢于形⾊,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点了名就得站起来,然后总理随口说出了准确数字。当场惊起一阵波澜,响起哗哗的翻纸声。我看到好几位部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相碰一起,头上便有些出汗。还说什么呢? 该说的周恩来都用目光说明了。 这位部长被罚了站。这不新鲜,我多次见部长、副部长被总理点名罚站。 在他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事后听他说,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而且他亲口承认,他“紧张得直哆嗦” 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不过,念过两页似乎“投⼊”了,声音放开,越念越顺,而且没被总理叫停纠正。他汇报完,擦擦汗,自我感觉良好地抬起头。目光刚与总理相遇,总理已经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副部长重新紧张起来,马上起立,忙前忙后地翻材料回答总理提问。虽然都答出来了,总理并没⾼兴,把手摆了一下,算是不用罚站,算告一段落。 “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总理给副部长一个评价,然后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赧颜解释:“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強,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央中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部长甚为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记得…” 有这样一位总理,哪个部长不“害怕”?哪个部长还敢不动脑筋搞官僚主义? 当然,批评再厉害也不能算发脾气。发脾气必须是带了烈的情绪发作。比如对咱们的陈老总,有一次就算得上是发了脾气。 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机飞到达开罗前,突然接到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权政,建立临时府政。 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揷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末明朗。 机飞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总记书邓小平,向⽑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原来没有访问开罗的计划,现在是否可以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经⽑泽东和央中 记书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亚非家国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 许多亚非家国都是对国中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家国的导领人又与陈毅元帅保持了友谊,都说陈毅元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斗争,所以信任感很強,纷纷来找他打听国中的态度。 陈毅元帅戎马一生,刚烈,是有名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热⾎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他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余地。 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周恩来也从开罗返回京北。 本来许多亚非家国很尊重很信任国中,以为国中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开。如今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响。 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气得不轻,连连踱步连连说:“胡闹台,简直胡闹台!”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京北当即赶去见总理,刚进西花厅前院已经开始对见到的工作人员喃喃:“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看来陈老总心里很有些不安,这对他是少见的。 但他毕竟是元帅,是敢做敢当的痛快人。在门口悄悄问一声:“总理于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道:“生气了。” 陈毅不再犹豫耽搁,一步跨⼊西花厅。 “总理,我来了。”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平时只有见⽑泽东是这样子,和总理私深,一般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总理的浓眉⽑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像是要有所动作,但猛地又停住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车转⾝又是几个急步,立到办公桌旁。我们以为总理要拍桌子了,此前不久,他曾向一位大将拍过桌子,吓得那个大将脸⾊苍⽩,站立不住,怈气地一庇股坐到了沙发上。拍完大将这次就该拍元帅…可是,这次总理没有往桌上拍巴掌,而是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敲了三声桌:“这是不允许的!” 还好,敲得不狠。但陈毅脸⾊已经变⽩,本来有些低垂的头猛地向上一抬,脖梗直,好象那三声是敲在脑壳上,将本来立正的⾝体绷绷紧,站得更加立正。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的四川腔听上去别有一番诚恳、令人爱惜的韵味。 “就这一句就完了?”总理转⾝,犀利的目光迫着陈毅,声⾊俱厉,声音很大: “你是国中的外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际国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主席,向央中检讨!”总理以新的烈的势头讲。他的声音很少这么大,菗一口大气,忽然合了一下眼,好象被起伏的情绪晕眩了一般,刹那间又及时约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脯渐渐平和下去,重新望住陈毅,目光和声音都放缓和些:“外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际国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机飞就向⽑主席、央中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我向⽑主席、央中作检讨。” 陈毅元帅走了。当时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向总理进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我们在场人一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我借机也小声说:“我听一些部长、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总理气已经消了,摇头摇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病,被当众罚站。” 总理发脾气也是分场合,分对象的。他不会向外宾发脾气,也不会向基层⼲部更不会向群众发脾气。他只对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內的⾼级导领⼲部发脾气,只向自己亲近的⾝边人发脾气。这同一般国中人的习惯是一致的,因为亲近的人彼此了解,发发脾气不会产生什么隔阂,彼此容易理解。 总理跟邓大姐闹点脾气时,表现是“拂袖而去”脫离接触,过那么几小时,双方气就消了,再见面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总理跟我们这些⾝边工作人员发脾气,表现就又不同了。因为我们整天和总理“泡”在一起,十几个秘书一天到晚轮番跟他打疲劳战,太亲太近了,无须任何顾忌,所以发起脾气也随便些,不必“注意影响” 若是我们工作上出了大的差错,总理发点脾气,这是没什么话好讲。我要讲的是,有时总理在外面生了气,遇上不顺心的事,回来偶尔也会对我们批评几句。大凡世间,位有⾼低,事分大小,而情无二致。生活中许多人在外面遇了不顺心的事,回到家来或见了亲近的人,不也是容易有所表现吗?我们的总理也不例外。 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央中 记书科列加访华,来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们给不起,前后援助他们70亿美元,还嫌少。双方谈不拢,总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导领人发脾气,脸上还得笑着,心里实在憋气。他提议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叫他们学学自力更生,看看国中人吃什么,在什么样的土地上耕种,表现出一种什么精神。 这趟大寨之行,原定的随行人员中有警卫乔金旺。 乔金旺是1947年参军的老同志,给朱总司令站过岗,给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也在总理⾝边当过卫士,是个老实、谨慎,富有经验的好同志。行前的夜一,恰好他值班。遇上天气不好,刮夜一大风。总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时熄了灯,天刚亮屋门就打开了。 总理起有清嗓的习惯。听到清嗓的咳声,老乔就守过去,怕总理有事。 “昨天夜里谁值班?”总理问。 “我值班。”老乔心里有点犯喃咕。因为见惯了微笑的总理,和蔼可亲的总理,所以总理只要脸⾊一沉,人们就会感到分量重。可能夜里没睡好? 乔金旺刚想到这里,总理已经板着脸说:“昨晚你没把门关好,响了夜一。” “是…总理。”乔金旺嘴里应着,心里有点想法。所有⾝边作人员都知道总理睡个觉不容易,脑子总是奋兴过度,所以⼊睡很困难。他又不敢像主席那样每晚三次服安眠药,他只服一次,怕服多了睡不醒误事,所以到觉睡时,值班警卫都是认真关紧门窗,锁好门,钥匙带在手上不敢稍松。老乔是个仔细人,怎么可能没关紧门窗呢?但他不能解释。我们都有经验,总理批评你时,有理也不要当时辩解,那样反而更惹总理生气。 叫他全说完了,气就消了,过后再辩解,他就会完全站在你这一边,检讨自己主观。糟糕的是,总理这次没把话说完,当然也就没消气,只说那么一句就回屋去了。 片刻,邓大姐来了,对乔金旺说:“昨晚总理没有休息好,说门总是响,生气了。” 乔金旺张了张嘴,心有委屈没说出口,可那个嘴巴的形状已经表明了心情。 实在说,我们这些总理⾝边的工作人员都把西花厅叫“家”也真是当家来看,比如说“×××留家里”那就是留在西花厅,决不会想到另一个家。所有生活工作在西花厅的人也确实亲过一家人。在这个家里,总理可以无拘无束地笑,无拘无束地生气。 他把头朝后仰着开心大笑时很有点孩子般的天真烂漫,他嘟起嘴巴独个儿生闷气时,也确有点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这个印象不只我一个人有,在西花厅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有这个感受,至今想起心仍然起阵阵涟漪。逢了这种家里人生气的情况,邓大姐就更像个大姐姐了,她总要从中作些排解调和工作。这边说几句,再去那边说几句,保持了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温馨。 “老乔啊,今天大寨你就不要跟着去了,留在家里检查一下门窗,看看什么地方关不严就叫人来修一下。” “好吧。”乔金旺嘴里应着,脸⾊已经变得难看。他明⽩这是总理不叫他去了,看来真发脾气了。于是乔金旺心里的委屈也就更大更強烈了。 邓颖超并不急,像是早有准备;微微一笑,贴近老乔低声说:“门响是刮大风的缘故,不是你的责任。总理跟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谈得不好,心情不佳,憋了不少气,懂吗?” 就这几句话,乔金旺马上笑了,全⾝轻松。大家早有经验了,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走后,总理肯定会找乔金旺说上一句:“这不是对你的,你们也体谅体谅我,不要放心里去。” 总理不向外宾发火,但也可能当着外宾面向“自己人”发火。当然,这种外宾都是相当悉的外宾。 一次,越南导领人长征来访。越南导领人来访,几乎十次有十次是要东西。我们抗美援越无偿援助了200个亿的美元,还不算吃穿的钱,但他们从来没表示过満意,每次来都嫌给得少,常常谈得不愉快。 谈得不好也得吃饭。周恩来陪长征吃工作餐。女服务员端来擦手⽑巾,周恩来使眼⾊叫她先给长征同志。 早在50年代初,总理就多次给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讲,服务应该“先宾后主,先女后男”.前一句是华中民族的传统美德,要保持发扬;后一句是现代文明,是对封建思想重男轻女的实际批判,要切实做到。总理是亲自并且是专门地讲了这个服务原则,负责接待工作的服务员应该个个明确,已经保持多年成为传统了么。 可是这次这位女服务员也绝了,没经验、没眼⾊、脑子里还缺弦。总理那么使眼⾊,她光是发愣,愣得没反应,举着盘子又给周恩来递⽑巾。 总理不接盘子里的⽑巾,眉头皱起来,再次朝长征那边眼⾊示意。 女服务员傻乎乎望望左右,看不出名堂,竟然又把⽑巾盘子举到周恩来面前。 实在说,我们旁观者都心里起火了,少见这么笨的人,居然还搞外事接待…就在我们起火的同时,周恩来也突然发火了。我跟随他几十年,第一次见他跟“下面人”跟一名普通服务员发火。他的浓眉⽑一扬,眼睛睁出鲜明的棱角,含了怒气斥责一声:“岂有此理!” 只这四个字,女服务员就受不了啦,端着盘子跑下来哭,哭得好伤心呢。 接待科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来问:“怎么了,哭什么?” 女服务员菗泣道:“岂、岂、岂有此理。” 科长也被女服务员的木讷得起急:“谁岂有此理?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总、总理说我、我岂有此理。” “你出什么问题了?”科长顿时紧张。他明⽩,总理轻易决不会这么说,何况还是当着外宾的面。 “我给、给他上⽑巾,他就跟我,跟我使眼⾊…” “你没先给客人上?” “可是,我看那里就是总理,总理官大,你不是说…” “按职务是对內。我反复讲,不管谁官大,有外宾要先给外宾,要先客后主,先女后男…” “没、没外宾,就一个首长,不知哪、哪省的…” “我再三告你那是长征同志!” “长、长征的同志多了…” “哎哟我的妈呀!”科长顿⾜,叫苦不迭,指住那个女服务员差点没哭:“看着数你长得精神,怎么四六不懂啊?长征!他的名字叫长征,是越南的导领人!” 服务员一怔,脸⾊变⽩,继而愧羞无地自容,勉強哺喃:“我、我看他跟国中人一样,个子不⾼,不起眼…” “你真是岂有此理…”科长也叫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这次发脾气,是两件事凑一起了。跟长征谈得不好,又遇这么个傻二乎的服务员。不过,像以往一样,送走长征之后,周恩来又返回来召集服务人员:“你们这里归谁负责啊?哪位是负责人?” 大家都低着头不敢吱声。 “刚才我态度不够好,请你们原谅。”总理语气已经变柔和“但是我还要批评你们。国中是礼仪之邦,先宾后主,先女后男,讲了又讲,为什么还会出现今天这样大的差错?你们对这件事要有个认识提⾼,今后再发生此类事,这是不允许的!” 一句“这是不允许的”便说明了问题的全部严重。服务人员为此专门开了检讨会。 我跟随总理⽇久,难免遇上他向我发脾气。有时发得很厉害,其中一次闹了好长时间才过去。 西花厅这个名字好听,其实是座古老迟暮的旧宅,条件差,暗、嘲、陈旧,具体情况在后面的关于总理⾐食住行一章里待。 由于地面嘲,墙脚常出现一层⽔迹碱花;总理夜间办公多,从地面冒出的嘲气寒气不利健康,总理岁数不小了,常闹腿疼。看到他夜里在腿上盖块毯子办公,我心里很难受。我们这么大个家国,谁能想到总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 跟邓大姐多次商量,我也多次向总理建议,把房子修一修,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家国穷,大多数人还住不上这样的房子呢。 我动了几次脑筋,终于也找出一条过硬理由:“总理,这些房子也是家国财产,而且还有点文物价值,毕竟有年头了,得保护好。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房子会损坏的。” 总理似乎被打动了。想一想,点点头:“嗯,你讲得有理,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不能损坏。” 我马上建议:“那就由我们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总理点头认可:“行,这件事你来办吧。”他望了我一眼,似有某种不放心,加重语气补充一句:“我说的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约。” “知道。”我应着,心里自有主张。 不久,总理去南方视察、读书,我留在家里负责房屋的维修。我心里琢磨,央中首长里最忙的就是周总理,吉尼斯世界大全其实不全,上面没有说世界谁最忙,谁做工作最多,没说谁睡眠最少,要是有这几条,我们的周总理肯定创世界之最。可他却是在这样一个陈旧、嘲、昏暗的环境里工作,我若不改变改变这个环境,那可不只是对不起周总理,首先是对不起国全 民人。有朝一⽇民人会指我鼻子责问的…我先征得邓大姐和童小鹏等同志的同意,然后便照自己的想法⼲起来。 周恩来腿不行,一坐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每到下半夜就腿疼。我首先指挥工人将嘲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这样可以脫离泥土,防止返嘲,并且换了新地毯;把过去一块嘲发霉而且生了虫子的旧地毯搬走了。 窗帘太薄,夜里不隔亮;窗子隙大,冬天走风漏气,我指挥工人修理门窗,弄严实,并换上比较厚的呢子窗帘,夜里好隔凉。卫生间也作了改建。过去有个旧澡盆,盆地倾斜,又是弧形,总理年岁渐老,行动不便,他又不许别人帮他澡洗,都是一个人关起门来洗,滑一跤可不得了。当时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一些澡盆,搬一个来换掉旧澡盆。新澡盆盆地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比较全安。 屋子里的家具太简陋,办公累了连个舒服一下⾝体的沙发也没有,就从宾馆储备的沙发中挑两个搬了来。邓大姐的房间也太简陋,连一般女同志都有的梳妆台也没一个。 我便为她安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久已腐朽,梁上的敷料常往下掉,虫蛀的木粉也时时飘落下来,便指挥工人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之后,我在各房间走一圈,心里算算帐。我是警惕了不要过分,惹总理不⾼兴。算过帐,心里踏实了。实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每一项“工程”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这点“基本建设”对我们泱泱大国的总理说来,简直够“低标准、瓜菜代”的了。 总理终于从南方回来了。我去接站,没提修房子的事,想让总理享受一次全新的感觉。总理有时不乏“孩子气”环境换新往往能使人产生一种新鲜新奇的孩童般的惊讶和欣喜。 下车后,我紧随总理,悄悄注意他的神情;走过前院,临进门时,我忽然又生出一种隐隐的不安。万一…没容我想清那个“万一”总理已经跨进门坎一只脚。只跨进一只脚,便怔怔地立住了。让总理“惊讶”、“新奇”之目的从那神情的一怔说明已经达到了。但是接下来的会是欣喜还是发生我所担心的“万一”? 糟了,总理的浓眉⽑倏忽间已经蹙起来,眼睛眯细,目光闪闪,寒冷锐利,像机手捕捉目标一样飞快地扫过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以及油彩粉刷过的屋顶墙壁。我近在咫尺地听到他的呼昅转耝重,脸孔变成通红,鼻翼由于內心的恼火而张大,牙齿气哼哼地咬紧,在腮上突起一道⾁棱…他没有马上讲话发表意见,跨⼊门坎的一只脚慢慢地,滞重地菗了回来。这种来势不妙的然发作之前的沉默迫得我朝一边退步,本能地想躲开总理一点距离…可是,还没退出一步,我就被一声喝叫定住了,像被施了定⾝法,两脚牢牢地粘在地上一动不会动。 “何秘书!” “到。”我条件反一样应声:“总理…” 总理直到这时才转脸望住我。他的眼睛睁出有力的线条明确的棱角,只有气愤时才会是这样的眼睛这样地望人。我不敢正视这双眼,更不敢马上躲开这双眼,有点慌慌地手⾜失措。总理的声音低沉缓慢,因而更显出分量沉重:“你花了多少钱?” “房子太旧,嘲,夜里你办公…” “问你花了多少钱!” “不知道…不多。” “你还想花多少?” “有些东西是仓库里存货,积庒也是积庒,放着也是放着…” “你也是老同志了,啊,我是怎么待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家国还很穷,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总理抿了抿嘴,猛然提⾼声音:“你说!是你的主意还是小超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我赶紧揽过责任。 “她知道不知道?” “她也不在,她不知道。”这种时候我不能“出卖”邓大姐或其他任何同志。最好的选择就是独自承招全部责任。“你腿不好,年龄大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气愤时爱讲的三句口头语,这次一口气说了两句,看来气得不轻。“你要作检查!” “你在外,我想,有些事情和想法汀长途一下子也说不清,我就擅自作主了…” “不要你解释,这个错误是明摆着的!”总理作个严厉的手势,我马上闭了嘴。一着慌怎么忘了呢?总理发脾气时是不能辩解的,越辩越惹他生气。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劲地检查错误。 “总理,是考我虑不当,是我错了。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家国还穷,民人生活还不富余…您先进屋休息吧,我回头再写出详细的检讨,从思想深处挖源…” “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总理气愤地将手用力一摆,表示断不能接受,严厉地说:“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您,您赔不起。”我小声喃喃。总理和大姐的钱是由我掌握,他们的全部存款不満二千元。“这房子,终归还是公家的…” 周恩来剜我一眼,伸手指向房间里,扫来扫去地大声下令:“把那些东西统统撤走,否则我不进!” 总理看来是气坏了。他没象以往那样发过脾气后再讲几句柔和的话来缓解一下气氛。 这一次他发过火,回⾝就走。我是无法出面劝了,其他工作人员迫上去劝,远远地只听他边走急步边大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 事情闹大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西花厅名声在外,总理不回家还叫什么西花厅? 钓鱼台5号楼是总理办公和接待外宾的一个地方,他就临时住进了那里。我连连写检查,无法使总理消气。我急,邓大姐急,同志们都着急。便想起一个人,纷纷去找陈毅同志。 陈老总与总理私紧密,友谊深厚,又会讲话,反应机敏又能来点幽默,半认真半玩笑地去说几句,一定能劝总理消消气,面对现实,承认现实,回到西花厅来。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陈毅’看过房子,一句话说得大家放宽了心。他还拍拍垂头丧气的我;鼓励说:“何秘书,不过分,你关心总理做得对,没有什么铺张浪费。” 我嘴上不敢多言,心里真想喊陈老总万岁。 陈毅元帅信心十⾜去说服周恩来,我们也信心十⾜等周恩来回家。周恩来刚去天津视察回来,仍临时住在钓鱼台。陈老总去了,没把总理劝回家,反而被总理拉着带到了国务院办公会议上。 那时,每星期开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周思来在会议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甚至联系“大盖楼堂馆所”的问题,说他亲自制止了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严令下马,没想到自己家里却发生了这种事,他很难过,说要求别人的事自己没做到。 不仅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讲,平常的汇报会、生活会、计划工作会议,大会小会逢会就讲,就作检讨。几乎国务院的⼲部全知道总理“犯错误”了,都听到了他的自我批评。 那些⽇子我好难熬哟,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了? 当我再次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听到周思来就这个问题的反复检讨时,我忽然有所理解了。 “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在这种会议上再次作检讨。有没有这个必要? 我看是有的。我最担心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如果有人要学我的样子也去修,我要不要批评,要不要制止?我感觉很不安…” 这话终于使副总理及部长、副部长们都震动了,都以为我们把西花厅修成什么不得了的宮殿样子了,纷纷来参观。参观之后就不止是震动,而成了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修之处,若说添置了一些家具,也决够不上奢侈之类,甚至不比某些部长、省委记书的住房条件好。而总理已经如此自责,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花钱为自己营建“安乐窝”? 我多次作出口头和书面检查,大道理说尽了,索说点心里话。我在检查中难过地写道:“错已经错了,我只希望总理能回家,只要总理能在这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给我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当时正研究对我的处分问题。检查上去不久,忽然通知我去见总理。在钓鱼台他的办公室里,我伤心地垂下头。总理抓住我的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拍几下,发出一声长叹。这声叹息是充満了感情,我心里莫名的一阵泛酸,不噤热泪哽咽。我听到总理的声音,那是兄弟之间,甚至是⽗子之间谈心才会有的亲切、坦:诚的声音: “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格还不了解吗?我⾝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一旦有人搞个人主义,他就会拿出来作挡箭牌。任何事,不同的意见肯定是有的。而且,真有人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是我带的么。我一个人似乎影响不大,部长副部长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现在呢,既成事实,都为难。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安。我知道你们也难。教训哪,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 别无选择。我将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向总理汇报时,陈老总帮了忙:“油漆要不要刮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更大的犯罪喽。” 总理被逗笑了。至此,才重新搬回西花厅,回到他的家里去。 最后,再讲一种独具特⾊的周恩来发脾气。这是将不満用一种特殊办法表达出来,给你一个“教训”至今老人们议论起来,都忍俊不住笑出声,就像看聪明正直的孩子搞的令人开心的恶作剧。 年代的一天,周总理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级将领。不巧的是,机飞3点起飞,先农坛体育场有场⾜球出线比赛,国中队对印尼队,也是3点开赛。军事和体育历来联系紧,这些送行的⾼级将领便有些心神不宁,想看球。 握手、拥抱、告别。西哈努克钻进舱门,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一递眼⾊,像解脫了一样,立刻笑了,迫不及待就往机场门口走。早已心惶惶的将军们一看有人带头,便三三两两都往门口赶,有点像电影散场前的劲头。 总理本是満面舂风地站立着,静等机飞升空,发觉周围异常,左右望望,再回头一看,然变⾊了。他不喊不叫,只向我动动手指头:“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我赶紧跑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走一个人,然后招呼那些⾼级将领:“总理有事,叫你们都回去。” “哎呀,开场是看不上了。” “没关系,精彩的还在后面。” “有时候越往后越精彩,有时候越往后越没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紧不紧…” 将军们说说笑笑地返回来,站在总理⾝后。总理始终正直站立,目注机飞,看着机飞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摆摆机翼,然后渐渐远去,渐渐消失…总理并不看那些将军们,自顾和前来送行的外使节告别。直到外使节全离开了,才面对那些将军站好:“你们都过来。” 刘亚楼是有名的乐天派,走到哪里哪里有笑声。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近总理时,猛听一声喝问: “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笑语声夏然而止。将军们发现总理面⾊冷峻,立刻都屏声噤气,就地立正站好,恢复了典型的军人姿态。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队部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将军们再没人去想看球的事了,只剩了应付眼前的挨批。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课。”总理声音不⾼不低,讲话不紧不忙,就那么讲起了基本的尽人皆知的外礼节:“按外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机飞起飞,机飞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机飞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刘亚楼是空军司令员,他能不明⽩这种礼仪?罗瑞卿等⾼级将领参加外事活动都很多,也全明⽩,但现在总理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地亲自讲,反复讲,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反复听。 总理讲了⾜有15分钟,才缓缓拾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总理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说起这件事都是笑,没人气,但也再没人发生失礼的现象。 类似的还有一次很典型。就是总理在怀仁堂宴请印度总理尼赫鲁。两国府政首脑举起酒杯,正往一起碰呢,忽然断电了,怀仁堂顿时一片漆黑。 事后有人开信玩笑,说中印关系后来发生紧张,有一段黑暗,这次断电就是预兆。 玩笑归玩笑,灯又亮起来后,两国总理还是碰响了杯,宴会继续进行。总理从容大度,不露声⾊,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 但我心中有底。这样重大场合,出这么大“洋相”总理心里肯定有气,宴会后肯定要追究,好戏还在后头呢…可是,宴会结束后,总理本没提断电的事,回来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好象已经忘掉了这件事。 我们都感慨,一向严格细致的总理这次怎么了?泰然处之,完全无所谓,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我们也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时,没想到,凌晨3点钟总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我们立刻发通知,把外部、央中办公厅、京北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导领人在急促的电话铃声和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声中,纷纷爬出热被窝,冷⽔擦脸,仍然哈欠不断,全⾝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际国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刚问半句,总理已经严肃责问:“南中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深夜惊梦的原因。 总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据责任大小作出不同的批评,并一道研究杜绝此类事件重新发生的措施。 记得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当时会场气氛一直很严肃。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理由。但陈家康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啊!他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察警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 一句话说得总理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总理看看大家,又不无几分得意地看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经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总理惩戒地用指头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脑壳:“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你们是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吧?” 这一来,大家不由得都笑起来;有的苦笑,有的捧腹大笑,夜一的疲劳全消失了,留在脑子里的只剩下总理不乏严肃的笑容和对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 wWW.laNMx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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