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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猫小说网 > 综合其它 > 我的人生感悟 作者:季羡林 | 书号:26244 时间:2020/4/14 字数:20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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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也晚,没有能看到20世纪的开始。但是,时至今![]() 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 ![]() 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下生两个月零4天以后,那一位“末代皇帝”就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因此,我常常戏称自己是“清朝遗少”到了我能记事儿的时候,还有时候听乡民肃然起敬地谈到北京的“朝廷”(农民口中的皇帝),仿佛他们仍然高踞宝座之上。我不理解什么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极有权威、极有力量的一种动物。 这就是我的心镜中照出的清代残影。 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现归临清市)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我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祖父母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祖父之爱我是一点也没有尝到过的。他们留下了三个儿子,我父亲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无父无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两个,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其困难情景是难以言说的。恐怕哪一天也没有吃 ![]() 但是,乡下无论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只能成为饿殍。不知道怎么一来,兄弟俩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闯 ![]() ![]() 后来,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 ![]() ![]() 但是,务农要有田地,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可我们家所缺的正是田地这玩意儿。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几亩地,父亲就靠这个来维持生活。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地,又怎样成的家,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 我就是在这时候来到人间的。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此时或稍微前一点,叔父在济南失了业, ![]() 然而好景不长,我父亲是乡村中朱家郭解一 ![]() 一场 ![]() 在我能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 ![]() ![]() ![]() ![]() ![]() ![]() ![]() 我们家,我父亲一辈,大排行兄弟11个。有6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音讯杳然。留下的只有5个,一个送了人,我上面已经说过。这5个人中,只有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不幸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生下以后,就成了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济南的叔父只有一个女儿。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济南。当时母亲什么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后,我才听人告诉我说,母亲曾说过:“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这一句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话,却终生回 ![]() ![]() 我终于离开了家,当年我6岁。 一个人的一生难免稀奇古怪的。个人走的路有时候并不由自己来决定。假如我当年留在家里,走的路是一条贫农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风险绝不会大。我今天的路怎样呢?我广开了眼界,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人生,获得了虚名。我曾走过 ![]() 离开故乡时,我的心镜中留下的是一幅一个贫困至极的、一时走了运、立刻又垮下来的农村家庭的残影。 到了济南以后,我眼前换了一个世界。不用说别的,单说见到济南的山,就让我又惊又喜。我原来以为山只不过是一个个巨大无比的石头柱子。 叔父当然非常关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传宗接代的人。我上过大概一年的私塾,就进了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一切都比较顺利。五四运动波及了山东。一师校长是新派人物,首先采用了白话文教科书。国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骆驼》,故事讲的是得寸进尺,是国际上流行的。无巧不成书,这一篇课文偏偏让叔父看到了,他 ![]() ![]() ![]() ![]() ![]() ![]()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中国古书也读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竟然发生了兴趣,而且还极为浓烈,非同一般。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仪俨然,在读《皇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滑稽可笑。 这当然影响了对我的教育。我这一 ![]() ![]() 叔父的教育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正谊时,他出钱让我在下课后跟一个国文老师念古文,连《左传》等都念。回家后,吃过晚饭,立刻又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深夜。这样天天连轴转,也有几年的时间。 叔父相信“中学为体”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学为用”呢?这一点我说不清楚。反正当时社会上都认为,学点洋玩意儿是能够升官发财的。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崇洋”“媚外”则不见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显然的。 大概是1926年,我在正谊中学毕了业,考入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文科去念书。这里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选。国文教员王玉先生,英文教员尤桐先生、刘先生和杨先生,数学教员王先生,史地教员祁蕴璞先生,伦理学教员鞠思敏先生(正谊中学校长),伦理学教员完颜祥卿先生(一中校长),还有教经书的“大清国”先生(因为诨名太响亮,真名忘记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两位先生教《书经》、《易经》、《诗经》,上课从不带课本,五经四书连注都能背诵如 ![]() 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在小学和初中时,成绩不能算坏,总在班上前几名,但从来没有考过甲等第一。我毫不在意,照样钓鱼、摸虾。到了高中,国文作文无意中受到了王玉先生的表扬,英文是全班第一。其他课程考个高分并不难,只需稍稍一背,就能应付裕如。结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是全校唯一的一个学生。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样被别人一指,我的虚荣心就被抬起来了。从此认真注意试考名次,再不掉以轻心。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振。 在这一段时间内,外界并不安宁。军阀混乱, ![]() 到了1928年,蒋介石假“革命”之名,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股新力量,从广东北伐,有共产 ![]() ![]() 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心镜中照出来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维新的教育再加上军阀混战。 ![]() ![]() 此时 ![]() ![]() ![]() ![]() 我还有一段个人经历。我无学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国学生,在山东焚烧 ![]() ![]() ![]() ![]() ![]() ![]() ![]() ![]() ![]() ![]() ![]() 在这一年内,我心镜上照出的是临时或候补亡国奴的影像。 1929年, ![]() ![]() 此时,北园高中关了门,新成立了一所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是全省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我没有试考,就入了学。 校内换了一批国民 ![]() ![]() ![]() ![]() ![]() ![]() 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他算是鲁迅的小友,北京大学毕业,翻译了一本《争自由的波 ![]() ![]() 在这一年里,我的心镜照出来的仿佛是我的新生。 1930年夏天,我们高中一级的学生毕了业。几十个举子联合“进京赶考”当时北京的大学五花八门,国立、私立、教会立,纷然杂陈。水平极端参差不齐,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样,是北大与清华,两个“国立”大学。因此,全国所有的赶考的举子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这两所大学就仿佛变成了龙门,门槛高得可怕。往往几十人中录取一个。被录取的金榜题名,鲤鱼变成了龙。我来投考的那一天,有一个山东老乡已经报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孙山。这一年又同我们报考,也就是第六次,结果仍然榜上无名。他神经失常,一个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带漫游了7天,才清醒过来。他从此断了大学梦,回到了山东老家,后不知所终。 我当然也报了北大与清华。同别的高中同学不同的是,我只报这两个学校,仿佛极有信心——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样多,几乎是本能地这样干了——别的同学则报很多大学,二 ![]() ![]() ![]() 但是,北大和清华,对我来说,却成了鱼与熊掌。何去何从?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一步棋。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 ![]() 在旧中国,清华西洋文学系名震神州。主要原因是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当然用外国话,中国教授也多用外语(实际上就是英语)授课。这一点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夷考其实,外国教授几乎全部不学无术,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上。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课中,没有哪一门课我感到满意。反而是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就是美学。在本系中国教授中,叶公超先生教我们大一英文。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时故意不修边幅,好像要学习竹林七贤,给我没有留下好印象。吴宓先生的两门课“中西诗之比较”和“英国浪漫诗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最成功的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西谛先生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他也竟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充当《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上的光荣。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 ![]() ![]() 此时政局是非常紧张的。蒋介石在拼命“安内” ![]() ![]() ![]() 美丽安静的清华园也并不安静。国共两方的学生斗争 ![]() ![]() ![]() 学生中国共两派的斗争是 ![]() ![]() ![]() ![]() ![]() ![]() 这几年,我们家庭的经济情况颇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筹集学费和膳费,就煞费苦心。清华是国立大学,花费不多。每学期收学费40元;但这只是一种形式,毕业时学校把收的学费如数还给学生,供毕业旅行之用。不收宿费,膳费每月6块大洋,顿顿有 ![]()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儿,叫“饭碗问题”还流行着一句话,是“毕业即失业’。除了极少数高官显宦、富商大贾的子女以外,谁都会碰到这个性命 ![]() 眼看快要到1934年的夏天,我就要离开学校了。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我到母校去担任国文教员。月薪大洋160元,是大学助教的一倍。大概因为我发表过一些文章,我就被认为是文学家,而文学家都一定能教国文,这就是当时的逻辑。这一举真让我受宠若惊,但是我心里却打开了鼓:我是学西洋文学的,高中国文教员我当得了吗?何况我的前任是被学生“架”(当时学生术语,意思是“赶”)走的,足见学生不易对付。我去无疑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无异于跳火坑。我左考虑,右考虑,终于举棋不定,不敢答复。然而,时间是不饶人的。暑假就在眼前,离校已成定局,最后我咬了咬牙,横下了一条心:“你有勇气请,我就有勇气承担!” 于是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国文教员。校长待我是好的,同学生的关系也颇融洽。但是同行的国文教员对我却有挤对之意。全校3个年级,12个班,4个国文教员,每人教3个班。这就来了问题:其他3位教员都比我年纪大得多,其中一个还是我的老师一辈,都是科班出身,教国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备课。他们却每人教一个年级的3个班,备课只有一个头。我教3个年级剩下的那个班,备课有3个头,其困难与心里的别扭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这一年里,收入虽然很好(160元的购买力约与今天的3200元相当),心情却是郁闷。眼前的留学杳无踪影,手中的饭碗飘忽 ![]() 但是,幸运之神(如果有的话)对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 ![]() ![]() ![]() 然而,人是不能 ![]() 经过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经过了细致的家庭协商,决定了向前迈步。好在原定期限只有两年,咬一咬牙就过来了。 我于是在1935年夏天离家,到北平和天津办理好出国手续,乘西伯利亚火车,经苏联,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万里投荒第二人。 在这一段从大学到教书一直到出国的时期中,我的心镜中照见的是:蒋介石猖狂反共,日本军野蛮入侵,时局动 ![]() 马前的桃花,远看异常鲜 ![]() 我在柏林待了几个月,中国留学生人数颇多,认真读书者当然有之,终 ![]() ![]() ![]() ![]() ![]() 德国给我一月120马克,房租约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饭也差不多。手中几乎没有余钱。同官费学生一个月800马克相比,真如小巫见大巫。我在德国住了那么久的时间,从来没有寒暑假休息,从来没有旅游,一则因为“阮囊羞涩”二则珍惜寸 ![]() 我不远万里而来,是想学习的。但是,学习什么呢?最初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打算。第一学期,我选了希腊文,样子是想念欧洲古典语言文学。但是,在这方面,我无法同德国学生竞争,他们在中学里已经学了8年拉丁文,6年希腊文。我心里彷徨起来。 到了1936年 ![]() 1937年,我的奖学金期满。正在此时, ![]() ![]()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幕。我原以为像这样杀人盈野、积血成河的人类极端残酷的大搏斗,理应震撼三界,摇动五洲,使禽兽颤抖,使人类失 ![]() ![]() 最初生活并没有怎样受到影响。慢慢地 ![]() 后来战火蔓延,德国四面被封锁,供应 ![]() ![]() 我仍然继续念书和教书。除了挨饿外,天上的轰炸最初还非常稀少。我终于写完了博士论文。此时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Prof.E.Sieg(西克)替他上课。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读通了吐火罗文,名扬全球。按岁数来讲,他等于我的祖父。他对我也完全是一个祖父的感情。他一定要把自己全部拿手的好戏都传给我:印度古代语法、吠陀,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见,一定要教我吐火罗文。我乘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休假之机,通过了口试,布劳恩口试俄文和斯拉夫文,罗德尔口试英文。试考及格后,仍在西克教授指导下学习。我们天天见面,冬天黄昏,在积雪的长街上,我搀扶着年逾八旬的异国的老师,送他回家。我忘记了战火,忘记了饥饿,我心中只有身边这个老人。 我当然怀念我的祖国,怀念我的家庭。此时邮政早已断绝。杜甫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却是“烽火连三年,家书抵亿金”事实上根本收不到任何信。这大大地加强我的失眠症,晚上 ![]() ![]() ![]() 到了此时,前线屡战屡败,法西斯头子的牛皮虽然照样厚颜无 ![]() ![]() 德国人民怎么样呢?经过我十年的观察与感受,我觉得,德国人不愧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之一。文化昌明,科学技术处于世界前列,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音乐家、大科学家,近代哪一个民族也比不上。而且为人正直、淳朴,各个都是老实巴 ![]() 这样一个民族现在怎样看待垂败的战局呢?他们很少跟我谈论战争问题,对生活的极端艰苦,轰炸的极端野蛮,他们好像都无动于衷,他们有点茫然、漠然。一直到1945年 ![]() ![]() ![]() 惊心动魄的世界大战,持续了6年,现在终于闭幕了。我在惊魂甫定之余,顿时想到了祖国,想到了家庭,我离开祖国已经10年了,我在内心深处感到了祖国对我这个海外游子的召唤。几经 ![]() ![]() ![]() ![]() 留学德国已十霜, 归心 ![]() 无端越境入瑞士, 客树回望成故乡。 这10年在我的心镜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统治,极端残酷的世界大战,游子怀乡的残影。 1945年10月,我们到了瑞士。在这里待了几个月。1946年春天,离开瑞士,经法国马赛,乘为法国运兵的英国巨轮,到了越南西贡。在这里待到夏天,又乘船经香港回到上海,别离祖国将近十一年,现在终于回来了。 此时,我已经通过陈寅恪先生的介绍,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来工作。我写信给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哥廷 ![]() ![]() 当时正值第二次革命战争 ![]() ![]() ![]() 此时的时局却是异常恶劣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 ![]() ![]() 在学生中,新旧势力的斗争异常 ![]() ![]() ![]() ![]() ![]() ![]() 但是,腐败的东西终究会灭亡的,这是一条人类和大自然中进化的规律。1949年 ![]() 在这三年中,我的心镜中照出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 如果把我的一生分成两截的话,我习惯的说法是,前一截是旧社会,共38年。后一截是新社会,年数现在还没法确定,我一时还不想上八宝山,我无法给我的一生画上句号。 为什么要分为两截呢?一定是认为两个社会差别极大,非在中间划上鸿沟不行。实际上,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 ![]() ![]() ![]() ![]() ![]() ![]()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适应过程。别的比我年老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情,我不了解。至于我自己,我当时才40岁,算是刚刚进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碍就不老少。参加大会,喊“万岁”之类的口号,最初我张不开嘴。连 ![]() ![]() ![]() 对我来说,这个适应过程并不长,也没有感到什么特殊的困难,我一下子像是变了一个人。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觉得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轻了10岁,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孩子。开会时,游行时,喊口号,呼“万岁”我的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我的 ![]() 但是,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 ![]() ![]() ![]() ![]() ![]() ![]() ![]() 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说法。在好多好多年,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 我当时时发奇想,我希望时间之轮倒拨回去,拨回到战争年代,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立功赎罪。我一定会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了革命,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疯狂的幻想:如果我们的领袖遇到生死危机,我一定会 ![]() 我处处自惭形秽。我当时最羡慕、最崇拜的是三种人:老干部、解放军和工人阶级。对我来说,他们的形象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是我终生学习也无法赶上的人。 就这样,我背着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随时准备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除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说不出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 ![]() 解放初期第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我认真严肃地怀着满腔的虔诚参加了进去。我一辈子不贪污公家一分钱,三反、五反与我无缘。但是思想改造,我却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是迫切的…当时,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因为我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没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查。 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 ![]() ![]() ![]() ![]() 像我这样虔诚的信徒,还有不少,但是也有想蒙混过关的。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过多少遍了,群众就是不让通过,终于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举过关。检讨得痛快淋漓,把自己骂得狗血 ![]() 跟着来的是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早 ![]() ![]() 到了1957年,政治运动达到了第一次高xdx ![]() … 当时究竟划了多少右派,确数我不知道。听说右派是有指标的,这指标下达到每一个基层单位,如果没有完成,必须补划。传说出了不少笑话。这都先不去管它。有一件事情,我脑筋里开了点窍:这一场运动,同以前的运动一样,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我怀着 ![]() 到了1958年,轰轰烈烈的反击右派运动逐渐接近了尾声。但是,车不能停驶,马不能停蹄,立即展开了新的运动,而且这一次运动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运动。这一次是精神和物质一齐抓,既要解放生产力,又要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后者主要是针对学校里的教授,美其名曰“拔白旗”“白”就代表落后,代表倒退,代表资产阶级思想,是与代表前进、代表革命、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红”相对立的。大学里和中国科学院里一些“资产阶级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前者则表现在大炼钢铁上。至于人民公社,则好像是兼而有之。“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大炼钢铁实际上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全国人民响应号召,到处搜捡废铁,加以冶炼,这件事本来未可厚非。但是,废铁捡完了,为了完成指标,就把完整的铁器,包括煮饭的锅在内,砸成“废铁”回炉冶炼。全国各地,炼钢的小炉,灿若群星, ![]()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于是人民公社,一夜之间,遍布全国,适逢粮食丰收,大家敞开肚皮吃饭。个人的灶都撤掉了,都集中在公共食堂中吃饭。有的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割。把群众运动的威力夸大到无边无际,把人定胜天的威力也夸大到无边无际。麻雀被定为四害之一,全国人民起来打之。把粮食的亩产量也无限夸大,从几百斤、几千斤,到几万斤。各地竞相弄虚作假,大放“卫星”有人说,如果亩产几万斤,则一亩地里光麦粒或谷粒就得铺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时我已经有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跟着来的是三年灾害。真是“自然灾害”吗?今天看来,未必是的。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饿。我在德国挨过5年的饿“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现在一点没有感到难受,半句怪话也没有说过。 从全国形势来看,当时的政策已经“左”到不能再“左”的程度,当务之急当然是反左。据说中央也是这样打算的。但是,在庐山会议上,忽然杀出来了一个彭德怀。他上了“万言书”说了几句真话,这就惹了大祸。于是一场反左变为反右。一直到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无过于彭大将军。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上面既然号召反右,那么就反吧。知识分子们,经过十几年连续不断的运动,都已锻炼成了“运动健将”都已成了运动的内行里手。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习惯这一套了。于是 ![]() ![]() 据我看,社教运动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我现在就把这两场运动摆在一起来讲。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大是试点,先走了一步,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里就泾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与整人的。我也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后第一次萌动了一点“反动思想”:学校的领导都是上面派来的老 ![]() 后来北京市委进行了干预,召开了国际饭店会议,为被批的校领导平反,这里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1965年秋天,我参加完了国际饭店会议,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农村社教运动。在这里我们真成了领导了, ![]() ![]() ![]() ![]() ![]() ![]() 这一年的冬天,姚文痞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敲响了“文化大革命”的钟声。所谓“三家村”的三位主人,我全认识,我在南口村无意中说了出来。这立即被我的一位“高足”牢记在心。后来在“文革”中,这位高足原形毕 ![]() 我于1966年6月4 ![]() 后来,北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头子就是那位所谓写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老佛爷”此人是有后台的,广通声气,据说还能通天,与江青关系密切。她不学无术,每次讲话,必出错误;但是却骄横跋扈,炙手可热。此时她成了全国名人,每天到北大来“取经”朝拜的上万人,上十万人。弄得好端端一个燕园 ![]() 随着运动的发展,北大逐渐分了派。“老佛爷”这一派叫“新北大公社”是抓掌大权的“当权派”它的对立面叫“井冈山”是被 ![]() 我越过第一阵强烈的风暴,问题算是定了。我逍遥了一阵子,日子过得满惬意。如果我这样逍遥下去的话,太大的风险不会再有了。我现在无异是过了昭关的伍子胥。我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这是常态;但是有时候我胆子又特别大。在我一生中,这样的情况也出现过几次,这是变态。及今思之,我这个人如果有什么价值的话,价值就表现在变态上。这种变态在“文化大革命”又出现过一次。 在“老佛爷”仗着后台硬为所 ![]() ![]() ![]() ![]() 同时,我还有点自信:我头上没有辫子, ![]() ![]() ![]() 没想到,也可以说是已经想到,这一跳就跳进了“牛棚”我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我起来在太岁头上动土“老佛爷”恨我入骨,必 ![]() ![]() ![]()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在刚离开“牛棚”的时候,我已经虽生犹死,我成了一个半白痴,到商店去买东西,不知道怎样说话。让我抬起头来走路,我觉得不习惯。耳边不再响起“妈的!”“混蛋!”“王八蛋!”一类的词儿,我觉得奇怪。见了人,我是口 ![]() ![]() ![]()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脑后了呢?我有勇气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性命来抗议这种暴行呢?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 ![]() 我做了四十多年的梦,我怀拥“原罪感”四十多年。上面提到的我那三个崇拜对象,我一直崇拜了四十多年。所有这一些对我来说是十分神圣的东西,都被“文革”打得粉碎,而今安在哉!我不否认,我这几个崇拜对象大部分还是好的,我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至于我衷心拥护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则另是一码事。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四人帮”垮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央拨 ![]() ![]() 我在上面讲述了解放后四十多年来的遭遇和感受。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心镜里照出来的是运动,运动,运动;照出来的是我个人和众多知识分子的遭遇;照出来的是我个人由懵懂到清醒的过程;照出来的是全国人民从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深渊岸边回头走向富庶的转机。 我在20世纪生活了八十多年了。再过7年,这一世纪这一千纪就要结束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变化多端的世纪。我心里这一面镜子照见的东西当然也是富于变化的,五花八门的,但又多姿多彩的。它既照见了 ![]() 我揣着这一面镜子,一揣揣了八十多年。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20世纪呢?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我的一生呢?呜呼,慨难言矣!慨难言矣!“却道天凉好个秋”我效法这一句词,说上一句:天凉好个冬! 只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 1993年2月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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